從忠義亭到忠義祠──臺灣六堆客家地域社會的演變

義民與客家族羣認同的關係，歷來受到學者的關注。在臺灣南部六堆地區的地域社會建構過程中，帶有强烈國家色彩的「義民」符號是研究的關鍵。從清初開始，該地便形成具有軍事性質的地方社會組織，充當「義民」協助清王朝鎮壓叛亂。由官方敕建的地域祭祀中心的忠義亭，正中供奉的是清帝牌位，從中也不難窺見地方人士試圖以「忠義」符號和清王朝建立長遠關係。但是，近代的臺灣社會經歷了幾次政權轉移的過程，代表地方和清王朝關係的「忠義」，通過禮儀與拜祭的改造，成爲表達和當權政權關係的符號，在這一過程中，歷史便經歷了被不斷重新解釋的過程。

六堆地方人士通過禮儀上與國家正統拉近的同時，也在建構着其身份認同的觀念，其背後與國家理論的轉變及其對文化體系的想象有關。在這方面，華德英的「意識模型」理論，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參照。雖然清代以原籍地及移居地地域社會組織表達的身份認同觀念，經過日本殖民政府的登記系統，以種族的標籤固定下來；但殖民政府努力推行的是殖民母國文化符號的推廣，以及地方歷史資源的改造，地方人士的不同羣體的身份，並不是國家最關心的問題。直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，與民國國家理論同步發展的客家種族／民系理論，也成爲國家將六堆地方納入正統的方式，族羣身份與國民身份的建構，是同一過程的兩個面相。